我们很多人或多或少都听到过出租车司机的抱怨，比如说工作时间长，收入低，也有些司机还自嘲是骆驼祥子。但是在这样的自嘲和抱怨背后会不会隐藏着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细细的想过。但是有一位记者就从这些表面现象深入下去，并且推出了一篇极具震撼力的长篇报道。

2002年12月6日，王克勤在《中国经济时报》用5个版面的篇幅告诉人们那些出租车汽车司机背后人们所不了解的事。2万多字的报道不仅呈现了邓少龙、李家祥这样现代祥子的辛酸，更重要的是报道超越了伤感直揭伤感背后赤裸的真相。几个简单的事例，讲出了大多出租汽车公司空手套白狼，靠司机的融资款发家的历史。几道简单的算术题，算出了出租汽车公司对司机利益的盘剥，对国家利益的损害。

在报道中，我们看到："38岁的邓少龙是北京某出租汽车公司的一名司机。4年的出租车司机生涯，几乎让他跑遍了北京的每一个角落。而他最伤心的地方是宣武区广安门医院。2001年9月份因为他身上的职业病之——肛周脓肿严重恶化。他在这里动了手术。难忘的是在手术后不到2个小时，当他身上的麻药劲还没有过的时候，他公司的两位领导来到了他的病房，第一句话就是把车份儿钱交上。他们说完这一句话就走了。邓少龙出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借了两万块钱补交了车份，并迫不得已带病出车，时至今日他仍背负着一万元的债务。对此他只有无奈。52岁的李家祥原是某出租公司的司机。他的伤心之地是在右安门内大街万博苑门口。事情缘起于1996年，他花了10万块钱在公司买了一辆旧桑塔纳出租车，并签订了两年的承包合同，每月上交4400元的纯车份。后来公司改制要求收车，但并不承诺退还李家祥的融资款。李不同意。于是2000年1月7日，在这里，在大白天，他遭遇到了一生最难忘的一幕。李家祥的车就在边上，公司两辆车坐着5个人，下来就把他摁在地下，从他怀里掏汽车钥匙，还用脚踩着他，不让他脸动。然后掏走汽车钥匙，把车开跑了。李家祥跟公司打了2年多的官司，却因精力和经济状况都无力支撑而最终放弃。"

2002年12月6日的《中国经济时报》。因为热销，它在发行的当天曾经被卖到过10块钱一份。王克勤谈了他的写作经过和感受："我先后大概给20多家出租汽车公司打过电话，做过各种努力和联系，基本上都是拒绝采访。我并没有说是要去揭人家的伤疤，揭人家的短，我说我来总结总结理论经验，看你们公司是怎样发展的。

"我曾经到一家出租汽车公司去，这家出租汽车公司在北京市的丰台区。打电话人家不愿意接待。我在人家不接受采访的条件下还是去了。我只好到大门口，首先跟它的保安磨事，然后给人家烟抽，跟人说了好多好话。人家终于同意了，保安让我进门。我到了他们的总监办和行政办。我说来听听你们公司的发展和发展的经验。当即就遭到他们的拒绝。说你没联系。我说我联系多次，你们没安排，所以我找上门来。就在我谈话的过程中，大概进来一个副总，酒喝得醉醺醺地说：‘什么狗屁记者，把这个狗屁记者给我撵出去!’

"但是这个采访肯定还是要进行的，那怎么进行下去的呢?我曾经跟一个政府官员谈得非常投机，他认为出租车行业的管制目前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这种问题的存在损害了国家，损害了老百姓，而且他还说给我安排采访。

"然后他真的就打电话了。打了这个区域所管辖的很多出租车公司经理的电话。他告诉经理们："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王克勤下来做一些调查，他正在调研全国出租车行业的发展，今天下午要到你们这里来调研。"其中有一家公司的经理接受了我的采访。

"会议室摆了很多的水果。听说这家伙是来搞调研的，那经理觉得没事，和盘托出。他讲了他的发家过程，包括空手套白狼，怎么把出租车司机的车子通过这种所谓的整顿即变相卖车，整顿成自个儿的；最后怎么把几家小公司兼并，怎么从零变成大概有3000多万到4000万的公司资产。

"实际上当时绝大多数北京的出租汽车公司与它同一个发展模式。后来这个稿子刊发了。这位经理老兄给我打来电话，他说你这哥们不够仗义，不义气，你怎么把我讲的这些东西都给托出去了?北京市的所有出租公司、还有全国好多地方出租公司的老总都打来电话，几乎要把我吃掉，说我等于把大家伙的家丑全部给报出来了。

"作为记者有时候有很多无奈。从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做得不仗义，不该将他对我说的掏心话给报道出来；但这在中央电视《讲述》栏目现场，王克勤谈了他的这次报道，也时栏目组也请到了几位出租汽车司机师傅，有一位叫祁兵，是北京的一个出租汽车司机，他说：我和王先生的结识是因为有人说王克勤为了这件事给害了，于是我约了六七个朋友，一起开车晚上跑到了报社。当时见到王先生以后，我的第一句话是谢谢你王先生，你为我们做了一切。第二句话我很唐突地问他：听说你因为这篇报道，被公司干掉了。王先生当时很泰然地回答我："我为你们公正直言是我的责任，我的真实报道肯定要触及一些人的利益。你刚才问我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作为一个记者应该承担的风险，但我目前还在活着，挺好地活着。"当时见到了王先生，同时听了他一席话，我们特别激动，我们几个人围着王先生，我的手跟王先生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我当时跟王先生说："我用一千个出租汽车司机的命保你一条命，看谁能害了你……"

王克勤能写出这样的报道绝非偶然，今年广受人们关注的兰州证券黑幕，就是由王克勤最早揭露出来的。他那一次报道的危险远比这次要大得多，因为有人扬言出500万买他的人头。为此，有人称他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

王克勤每每要承受许多普通人没有的压力如王克勤有时会想起2001年元旦前均一天。在别人收到节日祝福的时候，他收到了两个恐吓的电话，说王克勤，我们已经手。道你家的地址，这事你不能再管。

那一刻王克勤感到自己已经处在战争的前沿，那是兰州证券黑幕被他揭开的前夕。那些操纵假证券市场的老板们、打手们还在继续猖獗。然而他们已经感觉到王克勤对他们进行的调查将对他们造成威胁。他们都有着黑社会的背景。王克勤的危险是实实在在的，但是他同时面对着这样一群人：股民们二十几年的积蓄全部赔到这里面了。这些人曾经满怀着紧跟时代的信心和发家致富的希望，走进了在他们眼中神圣的证券市场，但是他们全都血本无归，倾家荡产。因为他们走进的是假的市场。所有眩目的数字和曲线，所有牵动着欲望的股票的涨跌都只是一场游戏。他们所走进的证券市场，根本没有和深圳、上海的交易所联网，他们遭遇到的是无情的卑鄙的抢劫。当王克勤面对这些惨遭劫害的人们时，他顾不得个人安危了。

王克勤没有向那个巨大的黑暗的利益团体妥协。在转移走了妻子和儿子，在度过了一个孤单的2001年元旦之后，他坚持向公众呈现出了他所知道的真相。

2001年2月3日，他和搭档王宏在《中国经济时报》刊发了第一篇揭露兰州假证券市场的报道：《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铁一样的事实揭开了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骗子们的狰狞面目。文章刊发的当天夜里，他再次受到威胁，他被告知：有人出500万要你的人头。

而那时他的危险已经显示出了他的价值，他给予对手的是致命的打击。报道随后在兰州乃至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铲除证券黑市的行动，挽回了兰州近万名受害股民数亿元的损失，并将150多名犯罪分子送进了监狱。

由于受到警察的保护，王克勤身上没有发生悲剧。相反，由于他报道的价值以及他在报道中的表现，他取得了职业生涯中最高的声誉，王克勤被人们誉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

2、记者感言

　　对于所从事的记者工作，王克勤是这么看的：

　　作为一个人，按一般的常理来讲，只要遵纪守法、很好地在社会里谋生、做好自己份内的差事或者营生，就已经很不错了。这是对人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当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一个人不仅应该自己生活好，而且应该肩负作为人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使人的个人品德得到提升，作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守法的普通老百姓来讲，这是一个普通的自然人状态的一种形态。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尤其作为一个有责任的社会人，他应该为这个社会的发展，为这个社会的公平负责任。记者亦然。

　　在新闻行业里，从事新闻报道的记者也有分不同形态的新闻记者，有做娱乐的，有做财经的，不能要求每一个记者都有这样神圣的社会责任和使命，但是媒体本身的属性就是社会公器，它天然的属性里面就有担负社会责任的这样一个属性。你既然选择了媒体，选择了记者，记者这个职业里面的内涵就有肩负社会责任的使命与责任。

　　有人对我说：‘老王，那么认真做什么？不就是一篇报道吗？’我对他讲，何止是一篇报道，我们干的可是良心活儿啊！"

　　3、记者问答

　　2003年11月12日下午2时，《中国经济时报》高级记者王克勤做客强国论坛（www.qglt.com）与网友交流，主题是"记者的社会使命与责任"以下内容提问者为网友，回答者为王克勤。

　　问：如果不是您揭露出租行业的黑幕，司机们还有希望吗？作为政府部门的人肯定知道，但没有人过问，您在揭开内幕的同时，对我们这个社会有什么认识？

　　【王克勤】：感谢你的提问，人称我是中国的揭黑记者，确实在揭露北京的出租车业垄断黑幕的过程中，我有很多的感受，很多的想法。其实北京出租车业垄断的内幕不仅仅是存在于北京，中国每一个地方都存在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能说政府部门置之不理，这些年来不说有关部门做了多少工作，单就中央的主要领导就为出租车行业的发展做了不少事。实际上有一个公开的报道，我在这里也给大家讲一讲。

　　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前任总理朱镕基当得知北京出租车行业存在很多问题之后，曾经委托自己的夫人劳安在北京搭乘出租车连续三天，对北京出租车行业的问题进行了身体力行的调查。当朱总理得到这些一手的材料之后，结合他看到的案头的相关材料，曾经在一个会议上发表过一番感慨，他说北京的出租车行业相当于解放前上海的青红帮，我看完这段话之后（这是一家媒体公开报道的），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为什么？就是在去年我对北京出租车行业垄断问题调查的过程中，我就了解到，有出租车司机活活地被累死在出租车上，为了挣份钱，北京的高级人民法院曾经下过文件，不允许基层的法庭受理出租司机状告出租公司的案件，这无疑是在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迫于无奈，好多出租司机到处上访，无可奈何，北京有三个出租司机到北京西客站，以卧轨自杀的方式示威。就是因为这三个出租司机的卧轨，造成北京西客站停运三个小时，正是因为这一点，促成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取消不允许出租司机状告出租公司的这样一个决定。这里我感受到的是什么？是一些部门，一些个别人，无视公民的基本权利，无视公民的利益！但是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的朱总理对出租车司机依然是关爱有加。今年大年初一的时候，他亲临北京大街上探望北京出租司机，并对广大的出租司机说，出租行业的管理体制存在严重的问题，确实需要改变，确实需要改革。也就是我的这篇文章，《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在2002年12月6日发表之后，仅仅8天的时间，温家宝总理就作出了重头批示，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出租车行业的问题到了非管不可的程度了，有关部门应该深入调查，拿出具体的整改方案。以北京为试点，切实改革中国出租车行业的管理体制。看到这样的批示，看到两任总理对中国生活在底层的二百万出租司机是这样的关切，对于目前我们存在的管理体制的弊端是这样的忧心，对推进这个行业的改革有这样坚定的决心，我觉得对整个行业的改革，包括对中国的发展满怀信心，我希望广大的出租司机对这个行业的改革也应该满怀信心。我这些年调查，关注民生，关注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不仅仅是出租车这样一个行业，我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着中国的老百姓，因为我本人就是一介平民，我的父母是农民，我的弟弟妹妹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下岗职工，我没有理由不去关注平民的生存状态。在关注平民生存状态的过程中，我发现各个行业都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通过出租车行业的这种调查，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那就是党中央的领导，中央政府对推进中国的改革，最大强度地维护中国平民的利益，是始终如一的。所以大家应该对现在的生活和下一步的发展满怀信心。

　　问：他们来找你们，你们能做什么呢？

　　【王克勤】：刚才有人问，像张家港的出租司机，还有更多的老百姓来找到我和更多的新闻记者，我们能做什么。这个话问得好，这个话说白了就是问到一个问题——记者的责任和使命。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关注、调查、了解，把这些情况、这些真相揭示出来、调查出来，反映给有关部门，以期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这样能够为维护平民百姓的合法权利有一些实际的结果。

　　问：我以为记者应该高举两面大旗，一面是人文关怀，一面是"鼓励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王克勤】：问题问得很好，确实非常到位。中国记者节过去刚刚只有四天，在这个时刻，我们的许多记者都在为自己的节日而高兴，也在这个时刻，我想跟广大网友，还有广大的中国的新闻同仁们交流一下记者的使命与价值。我谈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是记者？我个人认为，记者从字面理解，就是记录的人，我一直强调这样一句话，记者应该坚持四个字，这是最基本的四个字，"客观拷贝"。我想拷贝大家都非常理解，就是原汁原味，原样的拷贝，真实的记录。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认识，我觉得记者应该坚持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要忠诚于历史，第二个原则要忠诚于公众。为什么说要忠诚于历史呢？因为我们记者是现实生活和现实社会的记录者，我们记录的现实生活和现实社会，在百年以后和千年以后将成为不可更改的历史。当百年以后、千年以后，人们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辜负于这个时代，不辜负于历史，我们所做的记录是真实的，是真相，那么他们会为他们的前辈而骄傲。如果我们记录的是谎言，或者不负责任的新闻记录，那么后人将会耻笑我们这一代新闻人。这是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是，要忠诚于公众。媒体的最大属性是公众舆论的公器，媒体赖以生存是靠社会公众，媒体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公众。这里面的社会公众，我更强调占公民绝大多数的中国的平民百姓。很多人在说为人民服务，但他把这个人民界定为一个很小的、拥有话语权的强势阶层，诸如有权力的官员，诸如有钱的富豪，还有一些个别的知识分子的精英。这是目前媒体的一个现状。我以为，媒体首先应该为中国的绝大多数平民百姓说话，为平民百姓的利益奔走，这就是我所阐述的，要忠诚于公众。

　　第二个问题，记者的使命。记者的使命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是一个记录者；第二个方面，他是一个观察者；第三方面，他是一个传播者。先讲第一个方面，记录者。就是现实生活的忠实的记录者，这个前面已经讲得很多了。

　　第二方面是观察者，所谓观察者就是对现实生活中国家机器，包括社会各个系统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的发现，并不断地反映出来。也就是普利策所讲的，"社会是航行在大海上的一艘大船，记者就是那船头的了望者。他要为社会负责，要为社会守望，发现大船在行进过程中的暗礁险滩，及其运行中的各种毛病，及时地向船长报告，确保大船的安全，保护每一个船员的生命与财产。"从这个角度来讲，记者必须像啄木鸟一样发现社会肌体上存在的各种毛病和问题，这就是观察者的使命。

　　第三方面，记者应该是传播者，是文明、公平、公正、正义的传播者，是平等自由的传播者。前不久，南方一家媒体报道过一个民工被高压电电死在铁路边的一个故事，我看完这个报道以后心情极其沉重。先不谈这家媒体和这个记者的出发点，就这篇报道本身在社会上传播出去，它给社会传播的是什么呢？它给社会传播的是歧视、不平等，和对生命的亵渎。无视生命，缺乏对生命的敬畏，这样的思想，这样理念的传播对社会是一种毒害，对公众是一种毒害。它在把一种畸形的思想传播给更多的人，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样会让每一个读到这个新闻的人产生怎样的想法呢？歧视老百姓，歧视平民，尤其是底层的平民。因为在文章里有这样一句话，说是"被电击死的民工像一只烤鸭一样搁在地上"。文章里自始自终在替有关部门辩护。基于此，我觉得做新闻记者的时候，任何时候都应该有一颗善心，有一颗将心比心之心。如果电击死的是你的兄长，或者你的弟弟，或者你的父亲呢？从这篇文章中我感受到是缺少人文的关怀，缺少人文的关爱，尤其缺少对底层老百姓的关爱。文章里面自始自终在讲如何保护铁路设施，保护公共设施，而没有讲是因为高压线设置得不合理给老百姓造成了这种生命的伤害，如果要责问这个民工被电击死的责任，应该说是我们有关部门在设备的安装和电路的设计上存在问题，如果那是一个孩子在那里撒尿呢？为什么对民工是这样的不公平？

　　这让我想起前不久，记者节的前一天，我在北京地铁里遇到的一件事情。那一天我刚刚出差回来，背着两个包，坐在地铁里面。看到有一个老人站在旁边，我就立即站起来，要给这位老人让座。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一个年轻的女士就抢占了这个座位。我当时用眼睛望着这位年轻的女士，她觉得也不好意思，她对我说，这个人是要饭的。我当时对她讲，我说我刚才让座位的时候是让给一个老人，我没有考虑他的身份，也没有考虑他腰包里有多少钞票。从这里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样一个女性，或者更多中国公民的道德缺失。他们的道德，或者他们文明的行为是架构在崇拜权力和金钱上，崇拜地位上，而不是崇拜基本的自由和人权。如果是个有钱人，如果是个大腹翩翩的老者，她可能会把座位让给对方。这件事情和南方这家媒体的报道，传递的思想和所融含的道德的缺失是一致的。由此，南方这家媒体，包括这个记者，应该深刻地反思自己。作为媒体首先应该传播一种责任、使命和道德。在我们记者的采访中，在我们编辑稿件的过程中，在我们发布新闻的过程中，任何时候都应该贯穿这种人文精神。没有这种人文精神的客观拷贝，是可怕的，也是畸形的。

　　问：王记者，你是幸运的，我曾经为了社会公益揭发了上级，结果很快被停职了，我并不屈服继续检举，后来被解雇了。羡慕啊，你有一个好上司。

　　【王克勤】：我首先向这位新闻同行致以我深切的问候和由衷的敬意。严格的讲，在中国传媒界为正义而战，为公平而战，为平民的利益奋斗在每一个地方的新闻记者大有人在。我周围的，我接触过的，我认识的，其中就有许许多多的做得非常杰出的新闻记者。我做了一点事，也受了一些委屈，也曾经被下岗，曾经被开除，曾经受到追杀，也曾经活得非常的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我又感受到了人间的苍凉与冷暖。虽然有人要整你，但是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在支持着你，在帮着你。只要你做的事是正义的事，是出于公心的事，无论是老百姓还是新闻同仁，还是专家学者，乃至许许多多的政府官员，都在采取各种方式支持着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目前虽然被除名了，但你应该满怀信心，有更多的人依然在支持着你。我相信这样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

　　问：我认为你把记者的职业拔高了，其实记者的基本作用就是如实报道，做到这一点已经合格了。

　　【王克勤】：我首先讲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人，按一般的常理来讲，只要遵纪守法、很好地在社会里谋生、做好自己份内的差事或者营生，就已经很不错了。这是对人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当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一个人不仅应该自己生活好，而且应该肩负作为人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使人的个人品德得到提升，作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守法的普通老百姓来讲，这是一个普通的自然人状态的一种形态。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尤其作为一个有责任的社会人，他应该为这个社会的发展，为这个社会的公平负责任。记者亦然。在新闻行业里，从事新闻报道的记者也有分不同形态的新闻记者，有做娱乐的，有做财经的，不能要求每一个记者都有这样神圣的社会责任和使命，但是媒体本身的属性就是社会公器，它天然的属性里面就有担负社会责任的这样一个属性。你既然选择了媒体，选择了记者，记者这个职业里面的内涵就有肩负社会责任的使命与责任。

　　问：请问你的报道都经过过滤没有？

　　【王克勤】：任何一个新闻媒体都有基本的新闻审查制度。我是媒体里的一个普通记者，媒体宣传有纪律，我作为一个记者虽然要竭力地真实记录、客观拷贝，探求真相、揭露黑幕，但同时我是一个党员，我得服从媒体的宣传纪律。有时候我也有许多的无奈，但是这时候我必须服从宣传纪律。

　　问：王克勤先生，我看，个别的事件太多，没有总的解决，您将陷入无穷的"担心"中。

　　【王克勤】：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甘肃省的岷县，有一个68岁的老农民，他叫蔡玉田。在前不久，我还接到他给我打来的电话，他的处境非常艰难。我和蔡玉田之间也有许许多多的不解之缘，那是2001年10月份，我就甘肃当地发生的乡干部强迫老百姓选举坏蛋的事深入岷县宝子乡去采访，在这期间我认识了这个68岁的农民蔡玉田，在他家住了一夜。为什么？因为蔡玉田不打算活下去了。他从柜子里拿出一瓶农药——3911，准备到乡政府门口了此残生，以死抗争。为什么呢？蔡玉田是这个乡里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为数不多的有知识的农民，曾经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在乡政府做过会计，乡里面当过干部，后来由于经济困难回到了家里。在土地承包的时候，他家总共承包了8亩土地，他的土地全换到了他住的山沟里，当地的山非常大，他家就在山沟里，总共有8亩田。1998年发生了一场洪水，洪灾来了之后，就把他家里的8亩田都冲走了，差一点连房屋都冲走了，一家六口人，那一夜差点把命要掉。发生这样的天灾人祸之后，土地冲得连一点都没有了，只有沙滩。按理说这样的情况下，村委会、乡政府，包括县里应该把温暖送给农民。直到2001年，我去采访的时候，自始自终没有人管过他的事，别说送东西了。老蔡非常绝望，他曾经找过村里面，找过乡里面，找过县里面，一直没有人管这个事。最后迫于无奈，他找乡党委书记，乡党委书记告诉他，你拿钱买地吧。老蔡回答说，买地是违法的。你想，堂堂一个乡党委书记让一个农民去买地，农民都知道买地是违法的。当地非常贫困，农民人均收入只有四百块钱，他拿什么去买地？迫于无奈，一家人得吃饭啊，得生活啊，老蔡把自己和老伴做的寿材卖掉了，买粮食，把柜子和桌子都卖掉了，最后没有什么可卖的了，儿媳妇的头发剃掉地11岁孙女的头发剃光，可以换一袋子面。这样也难以为继。老蔡和老伴去讨饭，在成都火车站被收容，遣送回了山沟里。一家人连讨饭的权利都没有了。

　　回来以后，在山头开了两亩荒地，我曾经陪着老蔡一起到他地里去过，从他家走到山头，大概有800多米，这个山很大，我从他家走到地头的时候是气喘如牛，累得都受不了，老蔡这把岁数还要到田里种地，还要背工具，背肥料，你想想。

　　乡里面以破坏植被的罪名，破坏生态环境的罪名，罚款老蔡900块钱，并且把老蔡定为当地的劣迹人，就是坏蛋，搞到乡政府打扫厕所，去劳改。当时这样被定成劣迹人的老百姓有200人，老蔡非常绝望，你不仅不给我生路，我自己找了一个吃食，你连这个饭碗都要砸掉，还要整我，想不通，要自杀，买了一瓶3911，老蔡老泪纵横跟我讲，我不想说了。我说老蔡，这个农药我拿走，这个事不解决，这农药我吃掉。包里一装，我就背回来了。后来2001年10月，我那篇文章《公选劣迹人黑幕》发表以后，10月19日和22日，温家宝和李岚清做了批示，省、地、县都联合到了乡里去，把问题解决了，把很多乡干部逮捕了。

　　因为这个乡曾经打死过农民，打残过不少的农民。很可怕的现象，乡干部很多干部都装着一搭白纸，看到你违反了什么法规，有罚款你多少多少，说你们家有一个牛也要罚款多少，我在这个乡农民家里住了6天6夜，在乡里采访的过程中，到现在仍然难以忘怀这一幕幕。我坐在炕头中间，炕上坐的是乡亲，屋子里站的是乡亲们，院子里站着的、屋顶上、墙头上站的都是乡亲们，他们说这些年终于见到了"真共党"。

　　那七天七夜，难以想象我是怎么过来的，每天工作到凌晨四五点，一个一个的排队。有老人说叫王老师他们睡一会儿，我们去睡一会儿，两三个小时，眼睛一睁，地上蹲着一排乡亲们，在巴望着等着跟你说话。拿着血衣，瘸着腿，人家背着就来了。我也是庄稼人出身，我也是种田人出身，我娘还在种田，我爸爸还在地里。11月3日我去支那村的时候，有300乡亲跪在那里，我王克勤何德何能接受人家的跪？白发苍苍的老人，抱着孩子的妇女，还有很多人，男儿膝下有黄金，凭什么？

　　我的娘，我的父亲，都在种田，看着跪在面前的老人，我就觉得我的父母跪在面前。儒家有一句话，当你的长辈跪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的父母跪在你面前的时候，那是罪孽啊。当时我没有任何感觉，就觉得有一种罪孽感，我觉得我要赎罪，我需要忏悔。凭什么啊？

　　在堡子乡，有个28岁的农民叫蔡启瑞，听他故事的时候，我在哭。也是2000年的事，蔡启瑞因为给乡上交不起60元的承包费，遭遇横祸，差点把命丢掉。那年的冬天，乡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和乡法庭的庭长，到他们村来催粮催债。当天下午，蔡启瑞被叫到村干部的家里，乡上的书记说你赶紧把承包费交上，蔡启瑞说我没有钱，我去借高利贷。蔡启瑞借不上钱，太穷了，当地老百姓都非常的穷。在这样的状态下，晚上大概十点的时候，他还没有搞清楚，钱没有借来，村干部就给他家送来一张乡法庭的传票，要他到村干部家里去，书记问，你的钱借上了没有？他说还没有。说你是野牦牛生的，怎么借不来？你去借！他说我借不上，没有钱。乡党委副书记说你还敢跟我顶嘴，就冲下去打，因为喝了酒了。最后就把他打晕死过去了，老半天这个人不起来，从门外弄了冰水泼醒，起来又打晕，这个人身体也很单薄，就打晕死了。凌晨1点的时候，这个人爬起来了，说是今天就把你这个命留着，我们就不要你的命了。说你记住，第一你要把60块钱的承包费交来，第二要把25％的滞纳金交来，第三你要交100块钱的拳脚费。当时听到这里，令我愤怒！我说希特勒的纳粹营都不收这个拳脚费啊，我们基层的乡的党委副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居然跟当地的农民，他为之服务的农民去收拳脚费！这已经是共产党内的，我觉得是我党的敌人！也是国家的敌人！人民的敌人！但是我当时采访的时候，他还是乡党委副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蔡启瑞当天晚上，凌晨赶回家的路上，摔倒在一个山坡上，如果第二天早上5点左右，不是一个大早上起来放羊的人发现他，蔡启瑞的命就已经没有了。

　　我采访过很多地方，经常见到这样的一些农民，我的父老乡亲处在这样的处境下，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不去管，如果我王克勤出生在这样的一个村里，就我这样的秉性，我肯定是第一个被打死的。我替这些乡亲说话的时候，为他们奔走的时候，是为我王克勤本人在奔走，在维护我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

　　前面讲的蔡玉田老人的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清楚，他后来经过省地县几个部门的整改以后，劣迹人的帽子摘掉了，农村的苛捐杂税少了一半，但是他向县法院起诉了乡上，要求把900块钱的罚款要回来，官司虽然打赢了，钱没有要回来。反过来，县水保局又把一纸状纸把他告到了法庭，要对他罚款4000元。老蔡活不下去了，不断地给我打电话，说王主任啊，你来救救我的命。我说老蔡啊，我现在一直想去救啊，但是报社现在一直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比老蔡的这个事更大的事件在这里，我就只好委托甘肃当地的媒体去干预此事。目前老蔡还活着，如果老蔡真死了，有什么事，我说我要不要吃农药？所以我觉得心里很苦，非常的苦。

　　问：请问为什么李振萼的死因问题记者们会制造出如此多的版本？

　　【王克勤】：湖南长沙县委书记之死，媒体报道的版本确实很多，我也看过。有一个因公殉职的报道，也有一个是意外事故的报道。就我本人看，这两篇报道的真实性，我以为应该从以下角度去做一个探究，那就是消息来源。按照国际惯例，新闻真实的第一要则是消息来源必须可靠，来源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如果一个消息没有明确的来源，那么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本身就值得怀疑。以上两篇报道中，因公殉职的报道称"据可靠人士透露"，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是哪个可靠人士？然而，另一篇报道则是这样写的，"据附近电话亭的小老板讲"，"据高尔夫球场的一个员工讲"，我觉得就这两则消息的来源而言，后面这一条消息的新闻来源相对前面这一条消息而言更为可靠。当然可能出于某一种考虑，两则报道都没有非常明确的消息来源，这实质上是新闻报道的失败。好的新闻、好的报道，我们循着消息来源能找到新闻事件中的所有的人和消息提供者，这是对好新闻和好报道的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

　　问：你报道的中心是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还是维护人民的利益？二者之间的问题，你如何对待的？

　　【王克勤】：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本身并不矛盾，实质上"三个代表"讲得非常明确，党和政府是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代表者。就我本人，我一直坚持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但是在工作上，我更侧重于贴近民众，贴近生活，贴近老百姓。这也正好符合胡总讲的"三个贴近"的基本精神。作为一个记者，他对整个社会的贡献，包括对新闻报道职责的履行，应该体现在深入一线、深入群众中去。实质上，在第一代共产党的领袖中，就出现过毛泽东深入湖南农村，在农村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与农民同吃同住同生活。到第二代的中国领袖邓小平，也一直在强调广大干部都应该深入第一线，深入到群众中去，扎扎实实做好调查研究。新闻记者本身肩负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调查研究，他是调查研究者，如果没有调查研究，他的新闻来源和信息可靠性本身就值得怀疑。所以我这些年一直立志做一个好的调查者。

　　问：记者喜欢跟大官、傍大款，以为这样才算混得好。

　　【王克勤】：感谢你提的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实际上我在不同场合跟很多人讲过，目前中国记者存在这样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我称他们为官虫，一个群体我称他们为钱虫。为什么？大家都很功利很实际。首先讲官虫，很多人在做新闻报道的时候，不是站在公众和国家利益的角度，而是迎合某一个官员个人的需要，某一个官员为了达到数字出官的目的、成绩出官的目的，希望记者能够为他摇旗呐喊。于是这些记者就变成了造假新闻、造假成绩的吹鼓手。这样的记者，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应该说比较普遍。许多记者在干着这样的事情，只是轻重程度不一。因为为官员说话，可以自己得到实惠，自己家的媳妇的工作可以调动，自己孩子上学的问题，很多实惠都可以得到。我有一个同学就曾经跟我讲过，说你王克勤糟糕就糟糕在不会为官员服务，因为你没有为官员服务，反过来你自己现在生活得十分窘迫。有一个事实，我的弟弟和弟媳妇下岗了，我的妹妹也下岗了，每当想到这些的时候，我都觉得对不住家人，对不住父母，这是因为你不为个别官员服务带来的困惑。而很多人，由于为个别官员服务，得到了很多的实惠，可以达到呼风唤雨的程度。

　　为什么出现了一大批官虫呢？这里面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反思，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在目前中国的传媒界，还有一个弊端，那就是很多的记者不是纯粹的记者和报人，你会看见一个又一个的新闻官，很多记者在自己报社大院里迈着八字步，说着官话，打着官腔。到基层采访的时候，必须前呼后应。有些记者还在自己名片上打着副县级、副地级这些极其丑陋和丢人的头衔，这不叫记者，这叫跟屁虫。为什么？很多人从骨子里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是官就有好处，是官就可以得到功利，是官就可以得到利益，是官就可以得到钱，可以得到自己一切欲望得到的利益。所以我觉得，包括传媒界，包括很多记者，就不应该有级别，就不应该把这作为一个官体之下的行政体制进行设计，这种设计本身就是一种失败，或者存在严重的问题。这时候不是行使记者的职责，他在谋官，很多同仁们都在争取，是不是能当主任，是不是能当哪个级别的官，是不是被提拔到哪里去当大大小小的官员而作为自己的目标，因此，某些官员说假话的时候，他为之效力，因为他从中可以得到利益，媒体作为公器的责任和使命就荡然无存了。

　　接着我再讲讲钱虫。官虫普遍存在于一些传统的媒体中，在都市类的媒体里，官虫相对少一点，都市类媒体和一般的新锐媒体里，很多人跟官员没有直接的关系，被提拔和升官的可能性相对就比较小。但是这些新媒体和都市类的新媒体中的新闻记者，又犯了一个共同的毛病，因为媒体本身的运作是商业化的运作，媒体以盈利为其中的主要的目的，于是媒体的新闻工作者和很多记者也以盈利为主要目的，谁有利益向谁看齐，为谁呐喊，为谁歌唱。于是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媒体充斥着的都是大款们、富豪们的身影，殊不知，像杨斌、周正毅之流的富豪都是社会的罪恶。为什么大家对此乐此不疲呢？因为他们能得到利益，因为可以请他到高级的饭店里吃饭，这样可以得到红包，或者房子、车子等等，因为为平民说话，不仅得不到这些东西，反过来有时候自己还得请平民吃饭，因为老百姓太可怜了。在传媒界出现的这种官虫和钱虫现象，实质上传媒本身就值得反思，同时也是整个新闻记者责任的缺失，同时也是记者道德理想缺失的所在。

　　问：王克勤同志，这么多年的记者生涯中，有没有收过金元宝之类的事，要老实交代啊。

　　【王克勤】：感谢你的直言不讳，我王克勤从事新闻工作整整16年了，我也是从一个计划体制下的媒体记者，一个传统的以宣传报道为主的媒体记者，走到了今天以社会进步为己任，客观记录和观察社会的这样一个有责任的记者。我刚刚从事新闻工作的时候，也经常去开各种新闻发布会，也被各地的领导所邀请，也去吃宴席，也去拿人家送的土特产品，也去参加一些新产品开发的新闻发布会，也曾经拿过人家送给的车马费。我之所以走到今天，不是偶然的，是一个记者由不自觉的理想主义者变为自觉的理想主义者的提升的过程，并不是说我一开始就是多么的纯粹或者伟大，我一开始也是一个普通的记者，我所做的一些新闻报道也是非常普通的宣传稿。但是有一点是自始自终都没有变的，那就是我自始自终都有一颗善良的心，自始自终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着生活在底层的平民百姓。正因为后来越来越多的发现，许许多多的平民百姓在社会制度转型的过程中，他们的利益不断地受到伤害，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在跟乡亲们的交流中，在跟城市平民的采访中，是他们教会了我该怎样为正义而奋斗，该怎样为公平而努力，该怎样为维护他们的那一点点可怜的合法权益做一点什么。基于他们的要求是这样的可怜，所以我认为我的责任很很大，所以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问：对于社会恶势力的悬赏，您的信心动摇了吗？

　　【王克勤】：当传媒界称我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的时候，我更多的是悲凉，因为我也是个人，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也想健康的活着，也想实实在在的享受作为人该享受的生活，也想孝敬父母，爱我的妻子，爱我的孩子，做一个好的儿子，好的丈夫和好的父亲。但是，当我看到黑恶势力在伤害着一个又一个的家庭，使这些美好的家庭分崩离析，面临灾难和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当一个又一个家庭被毁掉的时候，我在想，哪一天这样的问题不解决，我的家庭也会面临同样的危机和困惑。我觉得，用一个人的生命换来更多家庭的安全和平安，能让更多的孩子和他的父母亲能够幸福、灿烂的生活着，这个生命的价值是非常有意义的。

　　问：你关注一个又一个个体的事件，这些事件又不断的发生着，这是什么原因？你思考过吗？

　　【王克勤】：现实生活中的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众多的个体事件组成的，不解决一个个体的事件就很难解决一个整体的事件。当然，我这十多年的新闻从业生涯中发现，有些个体事件在不断的重复着，诸如乡干部打死农民的事情不断地发生者，诸如拆迁的开发商和个别人打死打伤拆迁户的事件不断地重演着，包括警察打死老百姓的事件也在重演着。乡政府为了征收一些税费，致农民于死地，农民去自杀的事件也在重演着，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现行的一些制度和一些政策确实存在问题，作为记者，不仅仅是揭露每一个个体事件的人，更多的是观察者，通过个体的一个又一个的事件，发现我们某些行业的政策，一些制度，在设计上和制定上存在着问题，一些制度的设计，包括一些国家部门的政策法规，在制定和设置的当年可能是合理的、合法的，非常合适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了，不能适应人们的基本权利的保障要求，这时候就需要修订。我们的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发现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人们生活的基本需要，之后才进行的改革，这是自上而下的，中国伟大的一场改革。实际上作为一个记者，就是要不断地在记录过程当中，发现我们社会运行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而解释这些问题。

　　我有一个新闻观，这样一段话，记者的职责就在于深刻的关注、忠实的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揭示历史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和问题所在，不断地反映社会制度和政策的弊端，以新闻的力量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文明，建设一个公平、文明进步的民主社会。我觉得，这是我这些年的新闻观，也是记者的荣耀。当制度一天一天的完善，当我们这块土地深少一些孙志刚被打死，警察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更加文明，政府官员在行政过程当中更加律已，我们很多制度，政府一些部门的行政过程中监督机制更加完善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的时候，这就是社会在进步。而这个制度的改进和政策的调整，就是我们对社会的干预，一个宏观上的干预。看起来我们是在关注着一个又一个的个案，通过个案关注着重大制度的和政策的调整。当社会一天一天进步的时候，当越来越文明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记者的荣耀和骄傲。

　　问：一个记者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

　　【王克勤】：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记者的使命就是作为历史忠实的记录者和守望者，因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同时，记者的使命还在于，弘扬一种人文理想，人文精神，使诸如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科学等常识性的普世价值渗透人心。作为记者的价值，就在于忠实的记录成为关怀制度安排的咨文，使这种事实真相的忠实记录有助于制度安排的合理与完美。

　　接着我再阐述一下两者之间的关系，弘扬人文精神、关注制度安排。弘扬人文精神，简而言之就是让每一个人在这社会上平等的、自由的、文明地生活着，尊重每一个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使每一个人人模人样的、像人一样的拥有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也是我们共同为之努力的目标。而关注制度安排，使我们的制度设置，使我们的政策更加合理，这是实现人文精神的手段，只有有了合理的制度、合理的政策，才能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保障每一个人自由、平等的生活在我们的社会中。因此，记者在这个社会中肩负的责任是非常神圣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对记者的属性还有以下一些认识：第一，记者的内心应该像诗人，他易于被一切新鲜的事物所触动，充满对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新鲜事物的探究和感知的激情。如果一个记者没有激情，我认为他不可能成为好记者，因为他会变得冷漠，有些人的理性将会变成冷漠，冷漠将会对公平，将会对老百姓的疾苦，将会对不平等的事件产生不了激动，产生不了激动就产生不了关注，产生不了关注就不会行使自己的责任。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说，有激情的记者不是好记者，这个观点我不能苟同，我觉得记者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要有激情。

　　第二，我觉得记者的写作应该是史学家。他要忠贞地、客观地记录历史，而不是浮躁地记录我们周围的生活，给后人留下可耻的、虚假的历史。从这个角度讲，记者必须要客观、理性、公正，并且超越。你对老百姓的疾苦，对人文的关怀，充满了多么大的激情，但是你在写作和分析的时候，必须得非常客观，非常理性，不能把你的激情写进文章里去。以激情的心去关注，以冷静的笔去记录，这样你才不至于产生媒体对任何一个人的伤害，你不能因为关注平民百姓而伤害一些其他的无辜的政府公务员，有些公务员的所作所为是无辜的，所以任何时候都必须站在社会进步和社会文明的角度去把握和思考，所以客观的记录也是有条件的，并不是说无条件的记录。

　　第三，记者应该是现实主义者，以记录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为己任。

　　第四，记者也应该是理想主义者，总是想着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使每一个人有尊严地生活，平等的生活着，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合理，使我们的社会更自由、更文明、更进步。使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平等的沐浴自由和公平的阳光。

　　第五，我认为记者同时是战士，他是正义、公平、法制的战士，虽然我们中国目前已经结束了硝烟弥漫的战争，但是，有一些黑恶份子、腐败份子和贪官污吏，他们总是在盘剥着、鱼肉着平民的、广大公众的利益和生命，当我们的记者为了公平、为了正义、为了公众的利益而努力的时候、抗争的时候，他们必然要与我们为敌，这时候这些人已经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变成了公众的敌人，媒体作为公器，本身就应该与这些人为敌。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这个战场上，记者是冲锋在最前沿的战士。正是基于此，这些年在不断地发生着新闻记者被打或者致死的各种各样的恶性事件，我觉得，一方面这是令人悲哀的消息，从另一个角度这是令人兴奋的消息，说明我们更多的新闻战士在战场上，为人民的利益而奔走，而冲锋陷阵。所以在这里，我向所有为正义而冲锋陷阵的新闻记者致以衷心的祝福，好人一生平安。同时，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清醒，正因为我们是战士，战士在战场上，在枪林弹雨中随时都有可能牺牲，在对敌作战中，战士的牺牲本身是一种常态。所以，对这种牺牲我们不能感到惊讶，就像很多正义的公安干警，为了和黑恶势力的斗争需要牺牲一样，这是一个常态。纵观几千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人类进步过程当中，总有一批仁人志士为了社会的进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早在商鞅变法时期、王安石变法时期，乃至戊戌变法，乃至李大钊、谭嗣同等一代先烈，他们为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为了中国社会的民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一批仁人志士在推进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不断会牺牲，这也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种常态。包括法国大革命中一批资产阶级精英的牺牲，同此一理。

　　问：你是儒教徒，然而儒教徒只有对百姓的怜悯，而没有对百姓真正的爱心。

　　【王克勤】：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怎么说呢？我还得给大家讲讲我的家庭。我出生在甘肃省极其贫困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亲是村小学的老师，我的母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民。当年，我曾经差一点被饿死。1976年前后，我们村连续三年雹灾，连续三年绝收，我们只好靠政府救济的土豆、红薯、玉米粉维持生命，那时候我才上小学四五年级，从来没有早饭可吃，每天中午回来饥肠辘辘，进门就去吃土豆。大家很难想象，吃土豆会让人中毒，但是有一天我吃了土豆以后，不到20分钟就晕过去了，趴在地上，嘴里吐白沫，后来叫了赤脚医生来，睡在我家的土炕上，我曾经三次被土豆毒晕过去，很长时间我都不敢再吃土豆了，我们村里有很多孩子被土豆毒过。后来村里很多大婶大妈，背着鸡蛋到兰州，跟兰州的城里人换苞谷面，两个鸡蛋换一个，两个鸡蛋换一个苞谷面一家人都可以吃了。我们去离村子比较远的地方，去坐火车，一百公里，在火车上，我曾经在列车员的呵斥下扫过卫生，我们村的一个大妈，当时就是因为一张车票买不起，被列车员连续打了三个耳光，我到现在难以忘怀那个时候，不敢哭出声来。我们在兰州鸡蛋换完面以后，在饭馆里一人要一碗面吃。看到隔离桌子上坐着年轻的情侣，吃剩三个包子走了，我们大婶马上把包子拿过来，给我们三孩子，都是上小学五年级的孩子，一人一半，我觉得那包子真甜，真好吃。从那时候，我就感到，中国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是多么的艰难，多么的不容易。

　　我没有怜悯任何人，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平民百姓，我没有必要去怜悯我自己，我不能怜悯我的父母啊，那是罪孽！所以我看着很多父老乡亲，从小爱过我的很多乡亲，给我半个包子的乡亲，给我半个馒头的乡亲，我觉得我只有感动和爱。可能就是因为天性善良，再加上我常有将心比心的心态，我一直长此以往地关注老百姓的问题，关注平民的问题，关注底层老百姓生存现状的问题和疾苦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之所以这些年揭黑不止，跟黑恶斗争，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冲锋，还因为我有一个好的妻子。很多人都难以理解，为什么你这十多年来一直这样坚持下来了，实际上应该感谢我的妻子，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医院的护士，她为什么这样支持我？首先作为一个人，她本能的反对。我揭露兰州股市黑幕事件的时候，我的小舅子，我的同学到家里批判我，我曾经屈服了，但是接到股民的电话之后我又出去了。她也是人，她也想很好地活着，那个阶段，我每天面对着不断的恐吓，每当回到家里，往往都是很晚，看着孩子睡在床上，睡得那样甜，我真难受，我觉得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人！因为我再往前走，就把这孩子可能会拉下深渊，拉下火坑。但是我想到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家庭也受着危难，都是人，都是孩子，都是父母，都是妻子，我觉得我应该为更多的人做点事。

　　为什么我的妻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支持呢？她是非常矛盾的，非常痛苦的，我觉得她比我受的罪要大得多。因为我长期在为平民百姓说话，因此我自己的生活很清苦，作为一个女人来讲，嫁这样一个丈夫已经是够吃亏的了，同时还不断地把这种生命的危机带到家里来，她怎么能不反对呢？为什么她又支持呢？我的岳母和岳父是纯粹的传统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是非常纯朴的农民，一心向善，从不作恶。我岳母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们从小就教会自己的孩子一定要积善，多做功德。正是因为我的妻子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她自始自终都说，王克勤，你虽然现在很危险，但是你做的是善事，你作做功德，在最危险的时候，我的岳父曾经打电话劝过我，当我说如果这报道不报出来的话，全国每天都会死人，这个事件继续存在的话，每天都有人被逼得家破人亡。我岳父说，王克勤你在做普渡众生的善事，但是你要注意安全。

　　2003年7、8月份，我的妻子和孩子来到了北京，我为孩子能不能在北京读书的事苦苦奔走，为此和我媳妇吵了好几架之后，我媳妇最后说，我们还是回去吧。为什么？一旦我们母子二人来以后，你现在挣的这一点工资，家庭是很难生活的，你必然在强大的经济压力下，为挣钱而想方设法，这样你这些年做善事，普渡众生的信念会受到影响。我们希望你做更多的善事，只要你好事做得更多，我们会很安全，我们以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我儿子临走的时候，离开我的时候，跟我讲，爸爸你拿回来这么多老百姓的状纸，为什么不管一管？因为我经常把大家寄来的求救信拿回家看，儿子有时候也会看这些东西，到现在我很多来信没有回复的时候，我有一种内疚，一方面对乡亲们是一种内疚，对中国的平民百姓是一种内疚，另一方面我对我的儿子也是一种内疚。很多人说我很自私，这话问得我很难受，为什么？我对不住我的妻子和孩子，不仅没有给他们创造好的生活环境，好的生活保障，反过来还不断地把各种恐吓、危险带给他们。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为什么？因为我在实现着我和我妻子和孩子的共同理想，我们都想多做善事，多为老百姓做点事。

　　我一直以为，做新闻有这样三个方面的意义，从微观上，我觉得关注老百姓的疾苦，关注老百姓的事件，关注老百姓的痛苦，通过媒体的报道，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可能就会救这些老百姓于水火之中，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是救命的事。我们从一个又一个事件当中发现一些规律的东西，发现我们政策和制度上的一些失当，不断使我们的政策和制度得到修订，使更多的公众从中得到益处，得到公平，得到保障，得到公民的权利，社会就是这样点点滴滴的进步的。从宏观上，我一直在身体力行地努力着，通过新闻的方式传播这样一种公平、公正，平等、自由的思想，在为推进社会的进步，为推进制度的完善点点滴滴的做着，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新闻记者，大家都做一点又一点的事情。这样每一个人做一件又一件的事情，我们的社会就会更美好，我们的制度就会更加健全，我们的政策设置将会更加完善。好多人说，王克勤，这么多事你能管得过来吗？我说我不可能包打天下，但我在努力着，我同时相信，有更多人在共同努力着，只要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出于功利的想法，而确实是出于爱心，出于对自己负责、对公众负责的想法，为社会负责的想法，一点一点尽自己的力量，多做一点事，我们的社会进步的速度会更快。

　　问：您经常浏览强国论坛吗？能否谈谈强国论坛的发展方向？或给网友提一些希望。王记者，您放心，黑恶势力已经到了穷途末路，黔驴技穷了，我们强国论坛的网友是您坚强后盾。

　　【王克勤】：首先我由衷感谢强国论坛的广大网友，感谢你们，谢谢！同时，我向广大网友们说一声，我王克勤依然会坚持下去的，因为这是我的信念，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对大家来讲不陌生，我把这段话讲出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的寓意。因为我一直以为，我就是一个中国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个平民，我没有理由不去为平民的利益说话，不去为平民的利益奔走，因为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就是生活在中国底层的平民百姓，平民百姓的生活中的困苦和艰难，我时时刻刻都能难受到，我本人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人，更多的新闻记者，少一些官虫意识和钱虫意识，多把自己的关爱给更多的平民百姓，因为平民百姓更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更需要有人去关注他们。我也经常上强国论坛，我在强国论坛里看到了许许多多非常有责任心的贴子，见到了一批又一批的对社会和国家，对公众负责任的人，我为此感到很高兴。我希望在强国论坛中，大家能够为社会公众，为国家的发展多一些建议，多一些思考，共同为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多一些努力。强国论坛作为一个论坛，用论坛的方式来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文明，这应该是强国论坛的方向，实际上强国论坛目前也是这样做的，这也是我的期望。

　　品德，与"德"、"德性"、"道德品质"是同一概念，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存在于每个人自身内部的东西，是通过一个人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者的内心状态或心理特征。品德是一个人在长期的、一系列的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的、恒久的、整体的心理状态。品德是个人的一种心理自我、一种人格、一种个性。

　　一个记者的品德不但表现于而且形成于他长期遵守或违背大众传播伦理的行为，不但表现于而且形成于他长期的道德行为。所以，一个记者的品德水平与其长期新闻的道德行为水平必定完全一致。心理学表明，一切心理活动都是由"知(认识)"、"情(感情)"、"意(意志)"三种成分构成。品德是一种心理活动，因而也不能不由知、情、意三者构成。品德的"知"即其道德认识，品德的"情"即其道德感情，品德的"意"即其道德意志。从王克勤的感言和他的谈话中，我们感受到王克勤之所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是因为他具有优秀记者的品德，他既有认识---记者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又具有感情---对广大劳动群众、普通百姓深厚而朴素的情感；更具备了意志---为追求理想、实现和完成记者的职责，坚定不移地坚持斗争的决心和勇敢的精神。

　　在王克勤身上，我们除了看到他作为一个记者，坚持真实性客观性原则的优秀职业品德外，还领略到了他的勇敢、他的敬业精神，这并不是每个记者能做到的。因此，一个大众传播从业者要想做到在任何时候都能讲真话、说实话，必须怀着深厚的感情以及具有把任何风险都置之度外的对人民、对国家负责的高度责任感。

　　对一名记者来说，讲真话、说实话是天职，但在有的时候，讲真话、说实话是要担很大风险的。了解王克勤的人都知道，在他的采访经历中，曾经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心酸和不公正待遇，有时甚至是生命的考验。支撑着他多年来克服重重阻力和困难，坚持着"反黑记者"的生涯的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社会责任感。而这社会责任感中又包含着这名优秀记者对记者工作的"知"、对中国百姓的"情"、向黑恶势力坚决斗争的"意"。在他看来，记者的社会责任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微观上，即解剖并办理百姓政治社会生活遇到的具体问题层面，解决百姓的困难，解救一方百姓于水火，扶助社会正义，张扬维护社会正气，揭露鞭挞惩戒黑暗势力的罪恶行径，影响社会正气大氛围的形成，促进社会进入正常良性运转的轨道，这是对一个记者最起码的职业要求；中观上，即政策制度的建设层面，记者通过深入的社会调查，解剖社会问题的个案，洞察制度政策上存在的漏洞缺憾，引起政府的注意重视和警示，推进生产关系的有效调整，促进中国制度化体系的有序建设，使百姓不被政策伤害；宏观上，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角度，记者要时刻牢记利用新闻的力量为人民服务，担当推动社会政治进步、维护文明公正先进的社会秩序的重要责任。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品德的基本要素包括两点，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实事求是。这两点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党、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大众传播从业者的新闻工作行为提出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是衡量和评价每一个大众传播从业者的新闻工作思想和新闻工作行为的道德尺度，也是大众传播从业者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中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这个准则决定着整个社会主义大众传播伦理体系的性质和方向，从根本上指导着大众传播从业者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的行为指向与价值追求。因此，记者的社会责任感，就是记者的报道不单是对某个领导、某个部门或单位负责，而是对整个社会负责。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对社会负责，就是对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负责，记者们必须成为广大人民的代言人。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优秀的新闻人总是知难而上，有所不避。王克勤就是这样的人。

　　　本案例适用于《传播主体品德（德性）与幸福》的教学